近来西方流行一种言论，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中国的过度储蓄。这显然是迁怒于人。香港前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对此讽刺道：“它就像一个银行家把过剩流动性归咎于他的储户一样。”

毫无疑问，金融危机的根子在美国，其主要问题在于美国的过度消费和美元泛滥，以及华尔街的贪婪和政府监管的缺位。金融危机不仅给美国经济带来衰退，也使得世界经济不振。作为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中国，也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其双边经贸关系构成了一个奇特的景象，这就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获得贸易顺差，美国获得中国的投资。两个大国，在全球化背景下，都出现了经济外部失衡的问题。美国因为过度消费，大量增加进口，进而产生不断累积的贸易逆差，也就不得不乱印美元，导致美元过量供给。中国由于消费比重较少，大量生产集中在出口部门，使得顺差持续，进而积累了过量的外汇储备，导致人民币存在对外升值压力。

中美两国，都需要解决外部经济失衡问题。无疑，金融危机是一个契机。金融危机让美国进入了一个去杠杆化的时期，美国人开始增加储蓄，并减少了消费。中国似乎也开始了结构转型，因为外需不振，扩大内需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显然，对于外部失衡的中美经济而言，这种转变是一个好现象，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关键的脚步。

或许中美两国的结构性问题事关世界经济全局，因而，在这种调整背景下，有学者也提出了大胆的建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Bergsten）不久前在《财经》杂志的海外年会上表示，中美两国若发起G2峰会，将有利于缓解全球不平衡、摆脱经济危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甚至促成多哈回合取得进展。在他看来，G2比G8和G20都有用，中美解决了失衡问题，世界经济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但问题是，两国的结构调整步子究竟能走多远。从目前的情况看，并不让人乐观。因为，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现实的经济困难，则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奥巴马的8190亿美元计划，并不是要解决失衡问题，他要解决的是眼前的饭碗问题。

两个方面的因素导致这种调整进程缓慢，经济失衡问题难以解决。

一个是经济模式的惯性。美国不可能生产自己消费的大多数产品，即便有心，也无力。在美国GDP构成中，服务业占了七成，制造业，特别是消费品生产，美国已经没有了竞争力。重建消费制造业，谈何容易？即便美国实行保护主义，也还得靠进口生活。

中国增加消费的意图困难重重。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缺失，大多数人不敢消费。而在预期不好情况下，储蓄更是不断攀升。近来中国出现的储蓄定期化和长期化现象，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另一个就是政策的短期化倾向。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中国官员，政策制定者都期望让政策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官员要看政绩。政策的短期效应，也会限制两国的结构调整。尼奥·佛格森在他的著作《金钱的演化》（THEASCENTOFMONEY）一书中创造了Chimerica一词，将中国和美国这种互相依赖的经济模式做了最好的注解。也许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Chimerica都会是一个经济模式，我们能够期望看到的不过是，美国少印点钞票，中国多一点消费。

当然，如果弗雷德·伯格斯坦的G2设想能够实现的话，Chimerica可能也成为一种国际政治框架。这可是一个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