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长鲍尔森日前表示，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产生大量贸易盈余，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的高储蓄与其他国家的高消费之间的失衡，种下全球信用泡沫的种子，并由美国次级房贷与更高风险的住宅贷款市场向外延伸，这是国际金融危机问题的根源。国际上甚至国内也有人士持类似观点。这种“中国根源说”是完全错误的“本末倒置”。不论从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国际分工中的角色、还是从危机发生发展的过程分析，美国对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发生和传导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要原因有三：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没有承担起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职责。从国际货币体系来看，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尽管美国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欧元、日元实力逐步提升，但是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发行者，本应恪守世界金融制度，增强美元的货币责任意识，防止滥用货币发行权。但从实际情况看，美国没有肩负起职责，利益和责任不对等。美元政策的制定者更多地关注于美国国内的经济增长和超前消费，而没有承担起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运行的责任。

2005年，美国的GDP为12.5万亿美元，贷款余额18万亿美元，超过GDP的50%；股票市值20万亿美元，超过GDP的60%；美国政府债务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负债3万美元。透支未来和过度负债构成了美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各项金融指标的飙升，意味着大量的泡沫，必将带来泡沫的破裂和金融动荡。因此，从宏观上看，这场金融危机也是现有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积弊所致，而美国政府的长期低利率政策加剧了流动性过剩，造成了风险积聚和最终的泡沫破裂。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美国作为消费核心国，行使“规则”的制定权。按照国家间禀赋和优势的不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形成了以资源国、制造国、消费（货币）国相互依赖的分工模式。其中以欧佩克、澳大利亚为代表，拥有矿产资源优势，是资源核心国，资源主要出口供给制造国和消费国。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国家拥有劳动力资源优势，成为制造核心国。制造国产出需求相当比例来自于外部，外需成为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美国和欧元区各国是消费核心国，产出小于消费，但占据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行使“规则”的制定权，币值的变动是调节经济的关键。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讲，是完全被动接受的，新兴市场国家利用劳动力优势加工生产的出口产品，其最终实现的利润新兴国家只享受到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利润被进口国在流通领域获得。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

在本轮发源于消费国——美国的经济危机中，作为制造核心国的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间环节，不仅要面对消费核心国——美国发生经济衰退带来的冲击，同时要面对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冲击和制造核心国之间相互竞争带来的挤压冲击。因此，新兴市场国家是本轮经济危机最大的受害者，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核心国过度消费、美元信用过度泛滥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再平衡”过程的承担者。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是新兴市场国家大量贸易盈余的说法，是“本末倒置”的和不负责任的。

从体制和机制上看，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对衍生工具的监管缺失，导致投资银行异化，金融杠杆率过高，加速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崩溃。2004年时任美国证监会主席的唐纳森在高盛集团主席保尔森及其他大投行首脑的游说下，放宽了对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资本水平的限制，取消了对大型投行的资本水平约束，允许他们提高负债率。投行获得松绑后，经营杠杆由以前的10多倍，快速飙升为40至50倍，远高于一般的商业银行，炮制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虚假的繁荣。

但令人遗憾的是，此次金融危机恰恰起源于房贷衍生品市场，首先是次贷违约率上升，这只是局部信用危机。但是，紧接着短期融资市场出现问题，出现流动性危机；随后，危机波及整个金融市场，雷曼兄弟等公司相继倒闭，导致全面信用危机。最后，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出现恶性循环，经济危机全面爆发，最终演变成世界性金融危机。因此，美国监管部门对市场调控的迷信，导致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松弛，存在着极大的制度漏洞，为风险的积聚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