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发的金融海啸已由局部向全局、由金融向实体经济、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传导、扩散。我国企业无不感到了寒流的侵袭，生存状况堪忧。生产经营增速明显回落，部分企业产品销售不畅，库存急剧增加，某些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经济效益急剧下滑，减利和亏损企业增多，亏损企业亏损额增加；部分企业资产负债率上升，资产流动性下降，少数企业因前期盲目扩张导致营运资金不足，短期债务增长过快，债务风险加大。特别是从年初以来就面临生产经营困难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因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融资困难、市场需求下降、税收负担重、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出口严重受阻等问题面临巨大挑战。

危机下的企业困境

制造业遭遇规模陷阱。过去10年，中国制造业赶上了一个难得的快速发展期，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这刺激着企业家日益高涨的投资扩张热情。在前景一片光明的诱惑中，企业不断扩充产能，扩大规模，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忽视了技术创新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此次危机来临之际，不少企业还处在新一轮投入过程中。众所周知，在整个投入没有完成的时候，是不可能见到效益的。就在这个时候，危机来了，企业的现金流链条断了，企业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企业不接着投入，前期投入就成了沉没成本，而继续投入却没有资金支持。对于那些已经完成投资正在等待回报的企业，市场的急剧降温也让他们预期中的资金回笼成为镜花水月，产能变成了包袱。

融资困难成了制约发展的第一瓶颈。据一项权威调查结果显示，在关于什么是民营企业发展中遇到的主要障碍的问题上，3／4的民营企业经营者选择了“融资困难”，中西部地区选择“融资困难”的比例更是高达8成。许多企业家抱怨，再好的计划和意图就因为融资困难而流产了。民营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既有金融政策漠视民营中小企业、现有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渠道不足等外部原因，也有民营企业财务报表可靠性较差、抵押物不足等内部原因。而近年，金融机构缩减县以下服务范围，有效的信贷担保机构相当缺乏，商业银行又实行严格的贷款责任追究制，同时缺乏相应的贷款激励机制，这都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

税负沉重成为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按照名义税率计缴，包括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土地增值税等在内的各项税收，的确给企业带来较大负担，尤其是在内外需不足的条件下。

劳动力红利逐年递减。最近几年，中国的劳动力红利在逐年递减。我们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大量农民进城打工，成为中国制造业高速发展的劳动力引擎。然而，近年来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特别是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企业用工成本普遍上涨了15％以上，预示着劳动力红利时代已经结束，制造业、采掘业、纺织服装、房地产、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面临着成本推动的多重压力。

政策措施存在缺失。由于区域发展程度不同，各地政府部门在落实相关政策上水平差异较大。一些政策对民营企业还有歧视，“外企享受超国民待遇，国企享受国民待遇，民企只能得到非国民待遇”。“非公36条”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政策保证，但一些政府部门还没有充分领会相关规定精神，在政策执行上存在明显缺失。

危机下的评估与应对

出重拳、出快拳、出组合拳激活资本市场。我国的资本市场同西方资本市场一样，都是先于实体经济而调整，并且是造成实体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上半年货币政策持续紧缩和资本市场融资功能丧失造成企业投资能力下降；资本市场下跌造成居民大宗消费品需求下降、房地产交易萎缩，进而影响到厂商投资意愿；西方国家经济衰退造成出口预期变化，进一步造成出口企业投资意愿大幅下跌……经济下滑就是这样从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开始的，而主要原因则是资本市场下跌造成的预期变化。

历史上各国的中短期经济周期，形成的原因无非是货币信用扩张和收缩周期、存货周期、设备投资周期、地产（置业）周期、证券市场周期等等。所有以上造成经济周期的因素，都与预期有关。如果不能迅速扭转预期，很多原本很好的方面都会逐渐变坏，而那些原本“可能”变坏的因素都会变成现实。在目前情况下，恢复股市信心的核心是解决“大小非”。

2009年和2010年，理论上限售股解禁规模分别为3．76万亿元和3．94万亿元。据预测，实际的“大小非”减持压力也至少为5100亿元和5900亿元。如此规模的“大小非”减持压力，自然会造成中国资本市场供求关系长期失衡，而且仅靠市场自身力量无法化解。

因此，恢复资本市场信心的关键在于政府注入资金、鼓励大股东声明自锁，动员社会资源，化解“大小非”减持压力。只有这样，企业的内需问题才能得到缓解。

压产能，调结构，求融资。我国企业的产能过剩严重，而消费由上世纪90年代的60％下降到现在的不足35％。也就是说，企业的产品有一半是消费不了的，多年来就是依赖出口创汇将其消化。欧美各国之所以能够吸收我国35％的过剩产能，主要是因为他们非量入为出、靠借贷生活的方式。金融危机乃至全球经济危机一来，过剩的产能没法消化，使得一些企业无法支撑。因此，企业应放眼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逐步扩大产品、服务在政府采购中的比重，促进产品、服务进入大企业的产业链或采购系统；创新关键技术，培育核心竞争力，整合资源瞄准高附加值产品或服务；运用好国家加大企业信贷投入的政策措施，提高担保筹资效果；通过发行企业债或适时进入筹备中的“创业板”，多渠道解决企业的资金需求。

把握增值税转型带来的契机。实施增值税转型，不仅会影响企业的增值税税负，也会影响企业所得税税负。增值税税负降低了，企业的税前利润相应增加。但购进固定资产所含进项税被抵扣后，不再纳入固定资产计提折旧，也会相应增加税前利润，从而提高企业所得税税负。

同时，一些企业还可能享受其他的一些增值税优惠、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因此，企业需要整体考虑各项税收政策对企业的税负影响，将税收安排与财务管理结合起来综合考虑，统筹兼顾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及长远发展，合理选择购进设备时机，从增值税转型改革中获得最大的税收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