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这些国家的危机特点，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一是外资流入过快，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入过快，使其暴露在国际资本的冲击下，隐含了巨大风险。二是监管能力与金融自由化不匹配。在监管能力与制度建设滞后的情况下，出现改革次序的失误，过早、过度或在外部压力下被动实行金融自由化，潜伏较大金融风险。三是持续的经济景气助长了泡沫经济，大量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房市，吹起了经济泡沫。四是汇率制度僵化。巴西、阿根廷将本币对美元汇率固定在1∶1；泰国、土耳其也实行钉住美元制度，形成币值高估、出口竞争力下降、外贸逆差。五是国际收支失衡，一旦国际资本外逃后即出现支付能力不足，出现债务危机与货币危机。六是传染性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传染，但发达国家基本不受传染。 

     当前，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正在弥漫，笔者对比了20世纪以来世界上主要的经济金融危机，发现泡沫经济和外部冲击是危机的主因。笔者希望中国能从这些教训中得到必要的警示。

      100年来经济金融危机的主因是泡沫经济和外部冲击

     经济危机( Economic Crisis)指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自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主要表现：经济衰退、生产下降、商品过剩；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失业及贫困剧增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采取了宏观调节措施，试图“熨平”周期，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特征已不明显。金融危机(Financial Crisis)是指某国或地区的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如利率、汇率、证券、地价、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  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又可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但现在越来越呈现出混合形式的危机；如果金融危机蔓延到其他经济领域，引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增多和经济萧条，则转化为经济危机甚至社会危机。

     1552年-1920年，欧洲大陆每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经济危机。上世纪以来，世界上大的经济金融危机有20多次，比较著名的有1929年大危机、两次石油危机、拉美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等，其原因除了二次世界大战、苏东体制转轨等特殊情况外，主要有两类：一是股市和房市泡沫经济形成及破灭，为10次，占40%；二是外部冲击，包括国际收支严重失衡、资本大量进出、汇率大幅波动和债务危机等，共15次，占60%。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外部冲击与泡沫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与风险。

     1.股市房市的泡沫形成与破裂

     泡沫经济(Bubble Economy)是指虚拟资本过度增长、相关交易持续膨胀，金融证券、地产价格飞涨，投机交易极为活跃，日益脱离实物资本的增长和实业部门的成长；泡沫经济寓于金融投机，造成社会经济的虚假繁荣，最后必定泡沫破灭，导致社会震荡，甚至经济崩溃。经济泡沫是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指经济成长过程中的虚拟经济因素如金融证券、债券、地价和金融投机交易等，脱离了实体资本和实业发展的现象。经济泡沫之所以会长期存在，是由其作用的二重性所决定的：一方面，经济泡沫的存在有利于资本集中、促进竞争、活跃市场、繁荣经济，只要将其控制在适度范围内，就对市场发展有利；另一方面，经济泡沫中始终存在不实因素和投机因素，如果泡沫过度膨胀、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就会出现虚假繁荣，演变成泡沫经济。可见，泡沫经济与经济泡沫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泡沫经济是贬义词，经济泡沫是中性词；不能将二者简单地划等号，既要承认经济泡沫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又要防止泡沫过度膨胀演变成泡沫经济。

     历史上比较典型的泡沫经济有：日本(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美国(1929年、1987年、2000年)出现了三次股市大动荡；英国(1974年)；中国香港(1973年、1987年、1997年)发生了三次股灾；中国台湾(1990年、1998年)。

     兹以日本为例一窥危机端详。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日本“失去的十年”，诱因是泡沫经济破裂。1980年代由于顺差较大，在美国等的压力下于1985年签署了《广场协议》，此后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985年的238升至1988年的128，升值幅度高达46%。由于担心出口下滑、经济减速(实际上升值对出口和顺差的影响都不明显，1986年出口增长19%、顺差增长78%、经济增长也达3.1%)，日本采取了扩张性政策，放松银根，利率从5%降到2.5%、货币供应增幅是名义GDP增速的2倍，出现了流动性过剩，资金大量涌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推动了泡沫形成。

     1985年-1990年，日本的土地资产总值增长了2.4倍，达到15万亿美元，相当于同期GDP的5倍，比美国土地总值多4倍；同期日经指数从12000点上升到39000点，股票总价值增加了4.7倍，市盈率1989年达到70.9倍(但日本股票收益率仅0.4%-0.7%，只有同期欧美企业的1/6左右)；1986年-1989年，日本国民资产总额增加了2330万亿日元，其中60%以上为地价、股价上涨所带来的增值收益。

     泡沫经济破灭后，股价从1989年最高时的39000点下跌到1992年的14000点、2004年达到最低的7600点，跌幅高达80%；房价跌幅也高达70%。股票和地价造成的资产损失相当于GDP的90%，达5万亿-6万亿美元。此后政府了采取刺激经济景气的措施，不断降低利率，但又陷入了“流动性陷阱”，零利率政策不起作用；加之扩大内需政策缺乏连续性，致使经济陷入十多年的大萧条，出现了银行坏账、设备、人员三大过剩。

     综合来看，第一，泡沫经济的一般过程是：扩张性经济政策—货币供应量增大—贷款增多—信贷收缩—泡沫破灭；第二，经济繁荣和资金过剩是泡沫形成的基础动力；第三，泡沫累积较慢，破灭很快；第四，银行与股市的关联大小至关重要，这决定了危机的损害程度与恢复能力。大危机和日本“泡沫经济”时银行拖累严重，出现了经济衰退和危机；黑色星期一和网络泡沫由于银行牵连小，危机时间短、损害较小。

2.国际收支失衡、资本流动、汇率波动、债务危机等外部冲击

    发展中国家的泡沫经济往往与外部冲击结合在一起。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明显增加。拉美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1990年代后的几次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土耳其金融危机等，都与外部冲击有关，这些危机大致可分为两类，即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

    债务危机主要是指在经济增长良好和预期前景光明时，大量借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过度依赖间接资本弥补本国资金和外汇缺口，同时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导致经常收支逆差。一旦经济信心动摇、外资流入下降、不能还本付息时，就会发生外汇储备告罄、支付能力不足，出现债务危机，如1980年代的拉美、1998年的俄罗斯都属此例。

    拉美(1980年代)：1970年代拉美实行过度负债政策，外债余额从1975年的784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的3269亿美元。由于采取降低通胀的稳定政策、金融自由化、高利率及汇率高估政策，加大了贸易逆差和对外债的依赖。一方面外汇减收：随着西方发达国家1980年代陷入衰退，影响了拉美出口；同时，外资流入急剧下降，年度流入从1981年的483亿美元下降到1983年的80亿美元(扣除了45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只有原来的1/6。另一方面外汇增支：国际市场为防止通胀、利率上升，拉美支付利息由1977年的69亿美元增至1982年的390亿美元，同期拉美外债增加195%，但利息增加415%。外资流入减少与对外支付增加，使拉美出现大量资本净流出，1982年-1989年每年的利息与利润汇出高达300亿美元以上，累计净流出资金2031亿美元，这样便陷入了支付危机。同期的拉美外债余额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从3269亿美元增加到4159亿美元。危机后拉美采取了IMF的减财政赤字、升利率、压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等药方，反而带来了经济萧条。

    货币危机主要是由于汇率制度僵化及本币高估、贸易及经常项目出现逆差、依靠外资流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特别是短期内大量外资涌入，进一步推动本币升值，既加剧经常项目失衡、也加重外资依赖，汇率制度成为攻击目标。一旦信心发生动摇，将被迫让汇率浮动，出现剧烈贬值，东南亚、阿根廷、土耳其等国的金融危机主要是货币危机。事实上，不少国家货币、债务危机交织，无法进行区分。

    总结这些国家的危机特点，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一是外资流入过快，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入过快，使其暴露在国际资本的冲击下，隐含了巨大风险。二是监管能力与金融自由化不匹配。在监管能力与制度建设滞后的情况下，出现改革次序的失误，过早、过度或在外部压力下被动实行金融自由化，潜伏较大金融风险。三是持续的经济景气助长了泡沫经济，大量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房市，吹起了经济泡沫。四是汇率制度僵化。巴西、阿根廷将本币对美元汇率固定在1∶1；泰国、土耳其也实行钉住美元制度，形成币值高估、出口竞争力下降、外贸逆差。五是国际收支失衡，一旦国际资本外逃后即出现支付能力不足，出现债务危机与货币危机。六是传染性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传染，但发达国家基本不受传染。

    另一方面，1990年代以来的数次金融危机表明，受危机冲击最小的国家都是对资本流动监管有效、严格的国家。虽然日韩资本市场开放晚且无形保护多，也发生金融危机，与其金融机构和大企业的脆弱性、监管制度不健全有关；但开放度较高、监管得力的国家，也不一定发生金融危机。比如新加坡1996年规定所购房屋3年内卖出要征收100%的资本收益税，新加坡虽然小、对外依赖强，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影响小；智利1991对为证券投资进入的外国短期贷款，征收10%的准备金。1990年代智利经济增长高达7.4%，比拉美平均速度高1倍多。

    经济金融危机发生后，往往会导致经济倒退、企业破产，产生大量失业和贫困，严重的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

    对危机的全面总结

    综合考察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金融危机，我们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1.危机大多发生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经济较快增长容易出现信心十足、盲目乐观，放松危机警惕。如日本泡沫破灭前的1987年-1990年经济年均增长5%以上，比1980年代初高近2个百分点；拉美债务危机前的1974年-1980年经济增长5.1%，其中墨西哥、巴西分别达到6.3%和6.1%；东南亚金融危机前的8年，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都高达8%-9%。而欧洲的法、德、意、英等国很少发生经济危机，即便发生，也是局部的，不会引发全局性的混乱和社会动荡，究其原因有：经济增长平稳；早就经历过大危机的洗礼，国民心态较为成熟，投机气氛不浓厚；监管能力强，经济实力雄厚，具备抵御危机的能力；有悠久的市场经济历史，财金和外汇制度健全，风险隐患较少。

    2.泡沫经济都经过“疯狂—恐慌—崩溃”三个发展阶段。不同金融专著对危机过程有同样的描述：异常变化(预期好、盈利机会大等)—资金过剩—过度贷款(信贷扩张)—资产价格暴涨—提高利率并回收贷款—资产价格暴跌—金融危机。危机前一般都呈现经济景气，人们对经济前景乐观，因此出现投资膨胀和信贷扩张。乐观者都会振振有词，认为经济自然有泡沫，泡沫是正常的。然而历史在不断重复着一条简单的规律：危机之前群体狂热，不相信危险；一旦到了临界，信心动摇，产生强烈恐惧；之后危机爆发，泡沫破灭，破产、萧条、失业、贫困紧随。英国人麦基在总结欧洲16、17世纪的泡沫经济时，书名叫《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和群众性癫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总结了近400年的金融危机历史后得出的结论是：“癫狂—恐慌—崩溃”，契合了“上帝要让他灭亡，先让他疯狂”的预言。奥村洋彦教授在总结日本泡沫经济时说到，人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物，在股市高涨与狂跌阶段，感性占据了上风。哈佛大学的希勒教授，曾准确预言了高科技泡沫的破灭，提出了股市的“非理性繁荣”，存在“庞氏骗局”(一种投资欺诈的形式，得名于查尔斯·庞兹)，如同非法传销的金字塔结构一样，都是以暴利为诱饵，倒霉的总是最后一批人。

    3.汇制和币值是否合理成为外部冲击大小的重要因素。僵化的汇率制度往往成为国际资本攻击的目标。1999年、2002年巴西、阿根廷金融危机前正在推行美元化，分别将雷亚尔、比索兑美元汇率锁定在1∶1；东南亚1997年前实行钉住汇率制度，出现本币高估。本币高估或低估都将加剧外部不平衡，危及经济安全。本币高估后出现贸易、经常项目逆差，靠大量外资流入来弥补，由于贬值预期，出现资本外逃、货币或债务危机，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本币低估后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日本式的升值过快，产生财富效应，扩大流动性和内需，刺激泡沫经济增长；另一种是升值慢但升值预期强，投机资本进入，外汇储备上涨，国内资产价格膨胀，加大经济风险，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这种情况。

    4.国际游资往往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与祸首。数万亿美元国际游资可以将任何发展中国家的股市冲垮。无论是债务危机还是货币危机，都与利用外国资本的方式不当有关，特别是证券投资、短期外债等间接投资或游资往往是祸首。如拉美在债务危机前对外借款超过3000亿美元、俄罗斯在1998年10月前后有200亿美元流入，泰国、印尼、土耳其危机前的外债分别达到近1000亿、1500亿、1100亿美元，债务率很高。资本市场的开放也为国际热钱进出提供了通道，如同斯蒂格利茨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总结：“资本账户自由化是导致危机的唯一最重要因素”，一旦出现资本加速外流，就会引发支付危机。

    5.“金融不稳定”决定了政府调节的必要。实践与理论都已说明，金融天生具有“不稳定性”。费雪、凯恩斯、明斯基等著名经济学家发展并完善了金融不稳定理论，金德尔伯格用该理论检验了100多年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其正确性。索罗斯根据其自创的“反射性”及“彻底的可错性”理论，论证金融市场不可能达到均衡，而是处于不断的“盛-衰循环”，市场原教旨主义是错误的。人们也发明了“随机游走”(Random Walk)、“非理性”、“过度交易”、“羊群效应”、“蝴蝶效应”、“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等生动词汇来描述股市特点，信心、预期、跟风经常成为金融市场的主宰。比如日本、拉美、东南亚等地的股价在危机前都会翻几番，危机后都下降了70%-90%，美国、中国台湾、日本等很快都回到几年前开始上涨的水平。因此，股市是容易发生“市场失灵”的地方，有必要进行合理的调节。

    6.摆脱泡沫经济危害的道路是漫长的。不少国家都是在股价上涨5倍以上、市盈率50倍左右，就出现了泡沫破灭，跌幅一般都在80%左右，跌到和上涨前水平差不多。泡沫破灭对经济的危害较大，拉美与日本都有“失去的十年”甚至十多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都只有1%左右。

    7.有效的应对可防止风险蔓延。1974年英国金融危机、1987年美国黑色星期一、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影响都较短暂，一两年后经济全面恢复，没有造成经济危机，与其应对及时、有力分不开。

    8.建立适合国情的自主应对机制尤其重要。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达国家的政策建议往往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损害，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顾及当事国的国情。如应对拉美债务危机时，IMF与16个拉美国家签订贷款协议，要求其实行经济调整、减少赤字等政策，反而加剧了经济衰退；东南亚金融危机时IMF开出了同样的经济紧缩药方，使其危机加重并蔓延；俄罗斯经济转轨时，采用西方的休克疗法，仿佛新的经济体制一夜就能形成，使俄罗斯经济下滑了50%，过后反思，这些政策都很荒谬，但当时都为多数人所接受或赞赏，不适合本国实际的建议也被采纳。

    综合来看，我国可能会面临泡沫风险与外部风险交织，既与日本泡沫经济相近，又兼具发展中国家外部冲击的一些特征。对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化解潜在风险。

    (作者为《中国战略观察》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