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现今金融危机，有树欲静而风不止之势，不禁感叹：天时地利人和，固然可成就荣耀，但也可催生苦果。

　　“天时”为花开果结提供了温度与水分：2001～2004年中的低利率和高房价所催化出的次贷市场的兴旺是使美国金融市场形势一片大好的水之源，但这脆弱的水源却随时可能塌陷；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所激扬的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浪潮，使商业银行得以在证券市场扮演多重角色的化妆师和总导演，但剧情中惊涛不仅吞噬投行亦卷入商行。“地利”提供土壤：从MBS到CDO，再到CDS，华尔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产证券化在原创风险接力游戏的同时，也架高了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从公开的Black-Scholes模型到保密的X模型，复杂模型在描摹公允价值的同时也打造了衍生证券的价值黑洞。“人和”提供了园丁：当缺乏约束时，追逐利益的本能异化为制造利益的贪婪，利益链条各环节一同将市场泡沫越做越大。在全球化的夜幕下，次贷借款人违约释放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梦魇。

　　会计在此次危机中扮演什么角色？应有何作为？2008年9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主席戴维·泰迪爵士说：“会计并非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但会计在使市场参与者信任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方面很重要，IASB已对如何处理由信用危机所暴露出的问题作出迅速反应。”

　　诚然，会计既非罪魁亦非祸首，甚至帮凶也算不上。在检讨喧嚣中，微观层面的会计尚未进入大多数人的视线。但在由泡沫演变成危机的过程中，会计准则至少在金融工具的确认、特殊目的实体的合并以及公允价值的计量等三个方面难辞不充分之咎，甚至有推波助澜之嫌。

　　(一)美国的FAS140对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采用“金融合成分析法”，该法以是否放弃控制权，而非风险与报酬转移的程度作为金融资产转让的终止确认标准。这在某种程度上鼓励银行从事信用违约互换(CDS)等信用增级业务，因为无需考虑这些信用增级业务所导致的已转让金融资产风险回归或保留的程度对于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影响。如果仅仅是CDO，雷曼兄弟或不致破产，要命的是雷曼是市场上10家最大的CDS对家之一。

　　(二)美国商业银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纷纷向金融控股集团转型，投资业务机构的表外化成为美国银行综合化经营的显著特征，银行利用会计准则的弹性把集团内部投资部门改头换面为表外特殊目的实体。于是，一边是传统的商行业务出让信贷风险，另一边是集团的投行业务又重新承担信贷风险，甚至吸纳证券市场的部分风险，从而使综合经营的金融机构陷入风险循环回归的漩涡，可怕的是在账面上还看不到这些潜在的巨大阴影。

　　(三)当某种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时，模型也许是计价惟一的选择，但正如金融界著名的WL罗斯公司董事长威尔伯·罗斯所言：“模型的特性就是假设未来与过去的情况相似，因此一旦多项标准发生变化，它们就会失灵。”结果就如巴菲特指出的：“许多次贷机构持有的CDO按模型而非市场定价，二者之间的差别可能对股东价值造成重创。”如何令报表使用者理解并信任财务报表中的公允价值是会计准则不容推卸的责任。

　　对FAS140所带来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问题，IAS39的“后续涉入法”是一种解决方式，即将风险报酬的转移与控制权的转移结合起来考虑。另外，IASB在其2008年3月发布的一份名为《降低金融工具报告复杂性》的讨论稿中，提出一个返朴归真式的终止确认标准——当报告主体不再有权要求合约承诺被履行时，合约所产生的金融资产应终止确认。在特殊目的实体问题上，IASB自今年4月后加快了合并项目的推进速度，该项目主要关注特殊目的实体，尤其是投资性特殊目的实体纳入合并范围的标准问题，计划年末发布征求意见稿并于明年下半年出台正式准则。

　　在公允价值计量方面，IASB计划于明年中发布征求意见稿，并应财务安全论坛的要求，于今年5月成立专家咨询组考虑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问题。专家组于9月发布一份《关于在不再活跃市场中计量和披露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报告，试图为金融危机后的市场投资者找到可信赖的计量与披露方法。该报告中有几点结论值得关注：第一，市场参与者对风险的看法在计量公允价值时必须考虑在内，即使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消极市场敏感可能使风险被放大；第二，活跃市场与不活跃市场之间并无明确界线，不活跃市场中的主体需在计量方面投入更多力量，以确保交易价格代表公允价值或决定对交易价格所需进行的调整；第三，遵循会计准则的不同报告主体使用模型对同一金融工具进行计量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因为不同主体所用假设及其判断可能不同，这是公允价值计量的内在不确定性，但同一主体在运用判断方面应保持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