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决定》有关财税体制的改革内容，大都围绕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推进政府职能转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等核心内容进行重构。主要体现在：一，在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基础上，探寻出一个政府会计制度，真正基于市场逻辑厘定政府信用;二，助推政府职能转向公共服务，逐步退出建设型财政，有助于刹住新增地方债务;三，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等，从税制安排和财事权协调等领域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等。

　　正如《决定》中所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梳理《决定》有关财税体制的改革内容不难发现，大都围绕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推进政府职能转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等核心内容进行重构，构建一个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框架，护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活经济社会的内生活力。

　　具体而言，若提议中的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等一旦有所突破，将不仅可缓解近年来一直备受诟病的政府部门年底突击花钱的陋习，实现跨年度财政预算平抑，而且将为构建政府会计制度和政府资产负债表提供空间。

　　当前以年度部门预算为主的政府财政预算编制，带有一定的短视性，市场不仅很难有效甄别政府的整体财政收支情况，而且也很难了解政府的资产负债结构状况，客观上牵制了市场真正有效基于政府资产负债结构等市场逻辑厘定政府信用，导致要构建金融市场风险定价基础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很难。

　　可见，今后财税预算体制改革，若能在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和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等基础上，比拟公司会计制度探寻出一个政府会计制度，使市场不仅能获得基于收付实现制的企业年度预算收支等现金流报表，又能整体上获取基于权责发生制的政府资产负债报告，将极大地完善市场的基础定价体系，使市场能为政府信用进行有效确信，而非基于一种政府不会违约的意会判断政府信用状况，将有助于矫正定价扭曲，助力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进而可有效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

　　同时，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重点支出一般不采取与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等，给市场传导出政府将逐渐退出建设型财政之信号。如何有效拆除地方债风险无疑备受市场关注。若能借财政体制改革而助推政府职能转向公共服务，逐步取消政府的建设型功能，将有助于刹住新增地方债务。这样一来，通过消化存量、控制增量等手段，将可逐渐减轻地方债的负面影响。毕竟，若单纯基于存量地方债管理，而未有效推进政府职能转型，很容易出现存量债务处理赶不上地方新增债务速度，进而不仅会陷入债务恶性循环陷阱，而且若政府继续保留经济建设性功能，则很难有效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不仅如此，《决定》中的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加快房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及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等，则将从税制安排和财事权协调等领域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

　　当前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实际上并不利于有效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因为流转税等间接税的计征客观上要求政府深入到市场细节，以防范纳税主体“说假话”侵蚀政府税源，而若以在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同时，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度简化税率，并推进房产税，以家庭为单位建立综合个税制度，使其他税种的税前费用足额抵扣，将有助于在财税领域缓解权力的自由裁量空间。

　　而有关财事权匹配的改革，无疑将在中央地方财事权方面产生一种新的平衡，尤其是若中央政府在教育、社保、医疗等领域构建一个国民基础性社会保障包，不仅有助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政府职能公共服务化转型，而且将助力全国统一市场的构建，可为劳动力等诸多要素资源的全国性配置提供一个低制度成本的体系，进而缓解地方保护主义对要素资源流动的阻塞。此外，《决定》明确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若能促成政府向市场主体和各类非官方N GO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实行部分公共服务向市场和社会外包，将不仅有助于简政提效，还将从财政支出角度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边界，降低行政执行成本。